吳敬璉與厲以寧真的在掐架嗎？
關于厲以寧、吳敬璉兩位經濟學泰斗在經濟50人論壇上的講話，一個是認為2014經濟有困難，一個是認為2014比較樂觀，不要聽信境外唱衰中國的論調。
結果媒體紛紛用了這么一個醒目的標題《經濟學泰斗掐架:吳敬璉看衰經濟 厲以寧樂觀》。
只是，這兩位泰斗真是在掐架么？回答這個問題，還原一下兩位泰斗的原話是有必要的。
吳敬璉原話這樣說道：“地方政府目前都在執(zhí)行宏觀調控，如何轉型涉及到許多人的權利和利益。如果角色問題不能解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將很困難。中國經濟今年還會非常困難，因為積累了十多年的問題要梳理和解決。而眼下最重要的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期到決定性作用。”
厲以寧原話說道：“對2013年有一個判斷，那就是，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一年。年初的基本狀況是，世界的經濟大勢略好，但是危機在繼續(xù)。所以，我們能走到這一步不容易。但是，并不是很快就會轉變到平坦。2014年，國際形勢還會有什么新的情況？但有一點是肯定的，2014年是加快改革的一年，全國各界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目標的實現而努力。大家要綜合一個情況，要有信心。信心的喪失是摧毀一個國家的最強大的武器。”
二人雖各執(zhí)一詞，卻“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終是一致的”
我從兩位泰斗的原話上沒看出有任何掐架的意思，他們的原意都是在說經濟運行中存在困難，但困難一定會克服的，前途還是光明的。稍有不同的是，似乎厲以寧更有信心一點。從頭到尾，包括論壇的具體流程，都沒看出這兩個泰斗掐架的任何痕跡，況且他們說的話很多只是各自接受各自媒體采訪時說的。不知道被一些媒體報道之后，怎么就成了“掐架”了。我可以猜想，這些媒體在報道之前，早就想好了標題，到了現場使勁尋找兩位泰斗談話中的不同之處。
更有人趁著這次的爭議，甚至將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等這波中國第二代學者，對了個大對比。他們認為這幾個泰斗在20年前出現分化，茅首先被政府邊緣化后，淪為老憤青。吳和厲則堅持到10年前，后來再次分化，厲有幾個好學生，而吳的學生已經不得勢了。吳淪為公知，厲則繼續(xù)堅持到現在，仍然能夠繼續(xù)為現實政策提供落地的建議。
我覺得這種話還是缺乏依據的，他們猜測的基礎是：一個人一但在公眾場合下突然高調，就意味著他在政府那里被拋棄了。這個想法太隨意了。
回顧過去30年媒體的報道歷程，在厲以寧和吳敬璉這件事情上，即使在某段時間兩人在某細節(jié)上有針鋒相對之處，但大方向上其實一直是殊途同歸，所以媒體沒必要給任何人都打上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如果借此提升到泰斗之間的掐架那就真是過頭了。
這兩個泰斗是怎么“掐”上的呢？
同時生于1930年的吳敬璉和厲以寧都是江蘇人，吳敬璉祖籍江蘇武進，厲以寧則是江蘇儀征人。在南京金陵中學讀高中時，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鏡”、聰明絕頂的好學生；在金陵中學的校史館中，吳與厲的照片同懸于一室。高中畢業(yè)后，“厲同學”與“吳同學”各奔南北，厲以寧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師從于哈佛博士陳岱孫等多位名家教授，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功底；而吳敬璉則就讀于復旦大學經濟學系，畢業(yè)分配到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孫冶方領導下從事研究，并曾與顧準“亦師亦友”。
可見這兩個人真是有緣，是同庚、同鄉(xiāng)、同學、同事。但兩位老同學也許沒有料到，多年后，他們會殊途而同歸、同行卻異見，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不同理論聲音的代言人。
兩人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最早發(fā)生于80年代中后期，當時厲以寧認為企業(yè)改制勢在必行，吳敬璉則認為應優(yōu)先考慮價格改革。因為二者的主張鮮明，分別被戲稱為“厲股份”和“吳市場”。
以厲以寧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也叫作企業(yè)改革主線派，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協(xié)調改革派，也叫作價格改革主線派。這兩個派別的觀點曾經受到過不少人的質疑，不管是厲以寧還是吳敬璉，都曾經被深刻批判過。作為學派，作為泰斗，就應該能接受得了別人的批判。
這兩個派別之間的不同在哪里呢？我認為是他們對市場機制的理解不一樣。
吳敬璉先生最基本的主張就是站在宏觀角度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行政干預，他最有名的口號就是“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波動，經濟過熱過涼幾乎都是市場受到政府行政干預的結果，中國出現權貴資本主義式的腐敗，幾乎全部是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權力尋租的結果。
既然這樣的話，改革應當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fā)展、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yè)、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jié)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以上這三個要素中，價格改革是核心，這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的基礎。
厲以寧則突出第一個要素。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如果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話，以價格為信號、調節(jié)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yè)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所以只有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以及其他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y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
你要問這兩個學派誰對誰錯，其實注定是沒有答案的。經濟學判斷從來都是相對的，或者說經濟學沒有絕對是非標準，只有適不適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經濟學研究的著眼點是度的問題，也就是說任何學派都存在局限性。只有適不適合，沒有對和錯之分。至于吳老和厲老，能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泰山北斗，關鍵點還是他們的觀點能被歷屆中國政府所倚重，他們的經濟學邏輯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
從現在的市場理論來看，吳老和厲老當初的理論觀點都似乎缺少了點什么。這主要體現在兩點：首先，過度市場化一定釀成災難，必須通過制度政策有效地控制。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化效能的邊際確定與控制。其次，越是好的市場，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預。我研究兩派的不少學術文章，這是當時的兩派觀點中有所欠缺的。過度市場化和過度私有化，將促成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自由，所以市場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絕對邊界和效用邊際。而政府的作用就是尋找、控制、堅守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絕對邊界和效用邊際。
那么這兩派論爭的本質什么？從現在來看，它們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huán)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實際上，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yè)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yè)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yè)。
中國經濟走出的路到底采用的是哪一個學派呢？從歷史進程來看，我們恰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就是在培養(yǎng)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yè)、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要素的方向上同時推進的。這種走法或許是很有道理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無論是企業(yè)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xié)調推進配套進行，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只是因為秉持不同的經濟觀點，吳敬璉和厲以寧爭論和“對立”了多年，這當然是媒體把他們渲染的。現在的情況是，一個依然是“吳市場”，一個依然是“厲股份”，事實證明，無論是市場體制或者是股份制改革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兩個重要方面。所以，兩位學者多年的爭論和觀點，其實是殊途同歸的。雖各執(zhí)一詞，卻“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厲以寧曾經說過：“我和吳敬璉有過幾次爭論，其實我們倆關系挺好的。我們倆是高中同學，我們倆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終是一致的。”
這次的兩位泰斗又在“掐架”了，真正的背后情況是什么樣呢？我覺得大家應該有自己的觀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