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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工”——《中国博士质量调查》

發(fā)帖：牛人 | 2010/10/20 17:44:06 | 第 1 樓

“博士工”——《中国博士质量调查》

在這個被為“國內(nèi)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yǎng)質(zhì)量的調(diào)查報告”中，展現(xiàn)了一個錯綜復雜并且觸目驚心的現(xiàn)實，當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導師同時帶47名博士生，導師搖身變?yōu)椤袄习濉保┦可鷾S為“廉價勞動力”……

     博士工

     中國已成“博士生產(chǎn)大國”，最牛導師曾同時帶47名博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的新書——《中國博士質(zhì)量調(diào)查》中的一系列數(shù)據(jù)猶如頑石入水，激起千層浪。

     大學擴招不斷推進，博士生數(shù)量也跟著上升，傳統(tǒng)的導師制向老板制轉(zhuǎn)型，卻又一時間顯得不倫不類，怪相叢生。

     博士生與博導構成的這個江湖，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下學術和科研的諸多病態(tài)，令人深思。

     尷尬的博士

     有別于歐洲的“師徒制”，同時又與美國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國的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在現(xiàn)實拷問之下問題重重

     本刊記者/王婧劉炎迅(發(fā)自武漢、北京)

     周光禮撰寫的《中國博士質(zhì)量調(diào)查》，自8月24日這天面世后，即引發(fā)各界爭論。

     在這個被為“國內(nèi)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yǎng)質(zhì)量的調(diào)查報告”中，展現(xiàn)了一個錯綜復雜并且觸目驚心的現(xiàn)實，當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導師同時帶47名博士生，導師搖身變?yōu)椤袄习濉保┦可鷾S為“廉價勞動力”等等。

     周光禮分析，在這個問題的背后，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博士生培養(yǎng)模式——當前，中國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導之下，很多問題就出現(xiàn)了。

     不過，接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邀訪的電話，任教于華中科技大學的周光禮現(xiàn)在不再侃侃而談，而是迅速掛掉。

     規(guī)則反復

     事實上，中國的博士生問題已經(jīng)日漸引起嚴重關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三年前開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就著手進行全國博士生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果將集結成書，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禮的調(diào)查選樣千人，集中于兩所學校。而陳洪捷領銜的調(diào)查，則是一個全樣本的調(diào)查，“所有培養(yǎng)博士的單位全都包括進去了，問卷發(fā)了3萬多份。”

     據(jù)陳洪捷介紹，在國外，有教授頭銜的就可以擔任博士生導師，而中國并非如此。中國的博導需要從教授中遴選出來，遴選責任部門包括教育部的學位辦公室、各地的學位委員會，以及高校里專門的學術委員會。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導則成了“老板”。

     周光禮的調(diào)查報告稱，有的導師把博士生當做廉價的高級勞動力。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100%的橫向課題由學生完成。

     坊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老板’帶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導師與研究生之間變成雇傭關系、勞資關系，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勞資’雙方?jīng)]有簽訂勞動契約，‘勞’方只有勞動的義務，卻沒有索要報酬的權利。”

     而事實上，中國的博導制度又不是純粹意義的上“老板制”。

     周光禮的報告指出，中國博士培養(yǎng)制度的矛盾，其實正是“導師制”與“老板制”的沖突。

     所謂的導師制(或稱師徒制)源于歐洲，以科研和撰寫論文為主要任務，實行導師個人負責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國，強調(diào)課程學習、實行嚴格的資格考試，實行導師小組負責制。

     “從國際上對博士培養(yǎng)制度的總體研究來看，主流看法認為歐洲的導師制需要改革。師徒制最大的問題是，一個老師就算再有能耐，但個人的知識和視野畢竟有限。而美國倡導的老板制，是一種導師集體負責制，可以兼收各家長處，創(chuàng)新、機會、潛力會大得多，因此美國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陳洪捷說。

     老板制能夠利用市場有效配置大學科研資源。周光禮認為，老板制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經(jīng)費以競爭的方式發(fā)放，并在研究經(jīng)費中把用于研究生培養(yǎng)的費用計算在內(nèi)，在科研中實現(xiàn)“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導師掌握的研究經(jīng)費決定，教師掌握的研究經(jīng)費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過這樣的市場機制，老板制有利于實現(xiàn)大學人力資源和科研經(jīng)費的優(yōu)化配置。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頂級大學是在美國，即可以證明美國博導制度的優(yōu)越性。

     在中國，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曾經(jīng)經(jīng)歷多次的反復——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隨后學習德國模式。20世紀30年代，中國建立了美式博士培養(yǎng)制度。到了20世紀50年代，又開始全面學蘇聯(lián)，建立起與計劃經(jīng)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體制，實際上又回到了歐洲的導師制。而到了文革期間，這種制度很快又煙消云散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恢復了導師制。但隨著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zhuǎn)型，這種體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于是，改革的目標又轉(zhuǎn)向北美的老板制。當下中國的博導制度，正是處在第二個循環(huán)當中。

     但是，在朝著“老板制”轉(zhuǎn)向的過程中，中國的博導制又帶有明顯的“師徒制”色彩。“雖然一個博士生上面除了設有導師以外，還有很多由一兩個博導組成的指導小組，但所謂的指導小組只是名義上的，真正操作起來往往還是以一個導師為主。” 陳洪捷說。

     制度異化

     2008年，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shù)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09年，全國在讀博士生達到24.63萬人；2010年，全國博士招生計劃為6.2萬人。

     招收學生的依據(jù)是導師個人偏好，別人無權干涉。在博士招生規(guī)模很小、導師選拔嚴格的條件下，這種方式與博士培養(yǎng)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隨著中國博士教育規(guī)模急劇擴大，招生腐敗亦隨之出現(xiàn)。

     在美國讀博士，課程學習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門課程幾乎都要求達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門課程都需要通過嚴格的考試。而對博士生的評估，則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機構進行。也就是說，決定一名博士生能否畢業(yè)，該名博士生的導師說了不算，而是由導師指導委員會進行決定。

     但在中國，博士的課程學習幾乎淪為了擺設。在這次調(diào)查中，幾名博士生導師都表示，“給博士生上課是沒有必要的。”有些導師甚至直言，“即使一門課都沒有，我也沒什么意見。學生培養(yǎng)計劃發(fā)放下來的時候，我就非常不認真，簽個字就算了。學生要上哪幾門課，可以去問師兄。關鍵是學分夠了就行了，他們上幾門課我也不知道。”

     于是，學術研究便成為中國博士們最重要的學習方式。

     陳洪捷表示，導師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為研究訓練肯定要在實踐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項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問題的關鍵。

     而學生則稱，“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和工作有什么區(qū)別啊？讀博期間還做那么多橫向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

     橫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市場的項目，多見于理工科，一般是將已有的理論成果轉(zhuǎn)化到實際應用中去，因此產(chǎn)品直接與市場有關。在中國教育“產(chǎn)學研”一體化后，橫向項目便成為課題組的重要經(jīng)費來源。

     與橫向項目相對應的是縱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中國教育系統(tǒng)內(nèi)部層層下達的科研任務。縱向課題多是理論研究，需要的是學術創(chuàng)新成果。由于中國的科研經(jīng)費僧多粥少，縱向課題的經(jīng)費，往往只包括購買儀器、設備、資料和差旅費，不允許用于人才培養(yǎng)。

     因此有學生稱，在一些項目中，“有些老師自己一年拿幾十萬，對一個學生一兩萬都不愿支付。”

     于是，師生關系演變?yōu)橐环N類于雇傭的關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發(fā)生過幾位研究生不滿導師“剝削”而集體將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導師讓研究生幫其著書，自己卻不進行任何指導或把關。學生為了表示“無聲的抗議”，竟連篇累牘地抄襲別人的著作，引發(fā)官司，讓導師的丑聞最終曝光⋯⋯這些看似荒唐的現(xiàn)象，在赤裸裸的“員工”與“老板”的關系中是不足為怪的。

     “中國培養(yǎng)博士的一個傳統(tǒng)概念就是，你的導師是誰，他就成為你唯一的指導人。他給你項目，給你錢，這就牽扯到利益關系。” 陳洪捷說。

     這樣一來，博士生和導師之間，就像一個小公司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

     一些博士生導師辯解稱，他們會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項目中需要思考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部分，而那些純粹的基礎工作，則交給碩士生去做。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兩種任務其實很難區(qū)分。

     為了整治招生腐敗，中國高校開始更多地借鑒美國經(jīng)驗，實行越來越嚴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養(yǎng)制度依然還是過去的學徒式，這也就使得美國的老板制在中國被異化。

     《中國博士質(zhì)量調(diào)查》書中說，“全國指導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shù)，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許多博士生從入學到畢業(yè)沒有見過導師一面。”

     陳洪捷認為，這種情況雖然存在，但并沒有上述所言如此嚴重。但他也指出，“這不是某個導師的問題，而是整個科研體制的問題。”

     學術草根

     “博士是中國學術的草根。”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導沈陽教授說，“因為絕大多數(shù)的科研項目是由博士生承擔，但他們的待遇非常低。”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每個月只有1000元的補助，甚至很難維持正常的人際交往。”因此，除了給老板做課題以外，他還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沒有任何學術含量的兼職”。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導師的橫向項目比較多的時候，“導師會象征性地發(fā)點錢，”華中科技大學電機系的一名博士說，“有時候每個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陳洪捷認為，博士質(zhì)量最大的一個隱患在于生源本身。因為讀博士的條件較艱苦，因此潛力較好的學生不一定選擇讀博士，而寧愿去工作或者出國。“在讀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礎不好，或者出身的學校不好，基礎上有弱點。第二類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為了到這個城市，或者跟配偶團聚，或者不喜歡原來的工作，所以選擇上博士。現(xiàn)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拿博士當跳板，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于是，很多導師也就抱怨，‘學生沒興趣，那我怎么培養(yǎng)？’”

     這個問題顯然與國家給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關系。許多中國人選擇去美國和西方讀博士，即因為那里的待遇較好，博士生可以維持生活，可以養(yǎng)家。此外，中國的博士規(guī)定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時間限制很死。而在國外學制是彈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幾年。

     “有時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項大的研究，需要時間慢慢打磨的時候，就要面臨畢業(yè)、找工作。這種情況就導致博士生做選題時，壓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難題。”

     因此，在現(xiàn)實中，博士希望投靠課題多、項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則希望找到聽話、出活和“有后臺”的學生。學生需要導師提供項目與經(jīng)費，以使他們完成論文并獲取學位，并不在意老師是否能真正給予學術上的指導；導師則需要學生參與課題，成為自己“項目組”的“勞動力”，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么，以后成為怎樣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對此，周光禮稱，“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chǎn)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qū)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但對于媒體一邊倒的指責，沈陽則反駁稱，博導變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導身上。在中國現(xiàn)有的教學體制中，給予年輕學者的機會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縱向課題總是會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陽老師還透露，教育產(chǎn)業(yè)化之后，“作為碩士導師，每年要自己拉20萬的課題，作為博導，每年要自己拉40萬的課題。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學校就不會讓你再帶學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

     2007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fā)表聲明，稱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經(jīng)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聲明稱，“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交錢，前者稱‘學費’，后者稱‘助研經(jīng)費’。‘助研經(jīng)費’數(shù)額，按招收研究生人數(shù)多寡翻倍遞增。本人⋯⋯無力繳納此錢⋯⋯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導無法如此灑脫，因而不得不變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從專心研究課題到費盡心思找項目。“尤其是當你帶領著一個團隊，這個團隊中又還有年輕教師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更大了。作為一個團隊的帶頭人，你不能讓他們沒有基本的生活費吧？所以就不得不總是想著要找項目。”沈陽說。

     據(jù)沈陽觀察，很多博導專注于拉項目之后，自己就不動手做課題了。因此，博導對學術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劇下降，更談不上有足夠能力指導博士生。

     就在周光禮的報告發(fā)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華中科技大學宣布，擬清退307名超學時的研究生。他們當中，絕大多數(shù)很少上課，完全是為了“混文憑”而來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華中科大內(nèi)部相關人士了解到，在這份名單中，除了奧運冠軍楊威和高之外，還有很多在職博士，他們的身份大致有兩種：一是在職的青年教師，博士文憑意味著評職稱的必要條件；二是官員，博士文憑則意味著“鍍金”。 ★

第 2 樓 | 發(fā)帖：牛人 | 時間：2010/10/20 17:45:52

“博士工”——《中国博士质量调查》

     博士生一两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着自己特别的系统，这些已不年轻的学生，一面活在系统中，一面又需要面对系统外的现实生活，游离之间的故事忙碌而纠结，让人唏嘘

     本刊记者/崔晓火文/刘艳平

     对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页一页的论文中间，读博期间，如何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

     而对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压力都在一个个项目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金烨离开实验楼，扭头又见熟悉的场景——工科实验室灯火通明，而其他专业的实验室则一片漆黑。

     在他看来，这明暗之间，恰好点破了研究生阶层的差别：与其他专业不同，工科专业导师手里的项目繁多，多到学生需要日以继夜。

     不过，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各自的博导，几年的博士生生涯里，“关系”二字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命题，需要认真思考。


     跟导师“入伙”

     已是凌晨两点，28岁的信息工程二年级博士生金烨比白天更精神。他说，自从为导师做编程项目以来，自己不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还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赛转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场比赛我看齐了，连铁杆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位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从武汉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硕士文凭后，金烨在职场面试中接连受挫，“软弱的个性”让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立足这件事缺乏信心。

     而这种消极情绪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对波澜不惊的校园生活的迷恋。

     金烨参加考博，并选择了这所二本A类大学中仅有的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信息专业，他说自己实属无奈。

     “感觉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学位的话，找不到好工作至少还可以在学校里待着。”他说。

     2008年，金烨来到这座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大学校园。当时，他所就读的信息工程专业作为博士点启动刚满两年，学科带头人具有国家级学术协会任委员身份，带领了包括金烨在内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与此同时，该专业还与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联合吸纳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烨就读之前，这个专业十年间共有10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后毕业，出路多为属地企业。

     入读前，金烨就考虑到了由于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缺乏申请国家科技项目的实力。在学院的亲眼所见也证明，导师每年申请到的国家公开项目还不到十个，且名目都是与重大项目相距甚远的“边角料”。

     不过即便如此，金烨还是发现导师开的是两辆车，其中一辆还是进口车。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项目为数不多，但身处在这座电子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工程专业可以参与的商业项目却层出不穷。规模大到国有企业的研发项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统开发。导师可以借着博士点的名义，把程序卖给公司，差价可以一般都可以达到几十万。“导师自己也不遮掩，总是热情地和我们讨论项目。”

     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镇的非重点理工类院校，贾超的博士生涯进入第四年。在这位冶金专业的博士生眼中，导师总能拿到千万元规模的重大项目，几乎像是一位“老板”。

     这位“很喜欢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想问题”的男生，因为当年英语的“挂”科而从北方调剂到了这所自己并非满意的学校。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鼓励——硕博连读。因为“那个时候调剂的都是自费，我如果选择读研，三年学费需要交2万。学校为了鼓励硕博的，给的条件是，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免去学费1万，另外从研二可以拿到公费的补助，住宿连续免费。”“考虑到家庭条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欢科研，于是就选择了在这所大学继续读博士。”

     之后，贾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回宿舍，周而复始，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出校门。

     “不过说来惭愧，一直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发表。”这位年轻人说。“读博还是挺难的。我曾经想过放弃，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没有钱，又没有生活，就失去那种迎难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心里的念头就一个：既然已经选择了，就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坚持到了现在。”

     在做实验的同时，贾超还得帮导师带硕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导师的硕士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包括实验设计什么的。”

     除了日复一日拼命地实验和帮导师带好师弟师妹们外，贾超比很多同学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兼职做家教和代课。

     来自农村的他，每月生活费除了那不变的258元国家补助和导师给的不到300元的补贴外，别无其他。而学校食堂的菜却是一涨再涨，“以前研一的时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现在是一块二。”

     然而，今年老板不让出去做兼职了，实验室又太忙，没有精力，就放弃了兼职。所以，“这学期我有的一点点积蓄，都是上学期瞒着导师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导师相比，副校长的项目更让人“羡慕”。 “其实他人穿着非常朴素，也不开车。但他拿到的科研经费相当多，一般都是几千万规模的课题，和冶金相关，因为冶金是我们学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长揽入怀中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如果是能源的项目，他就从化工学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项目，那就得从生物科学院找人。所以，他的学生几乎是遍及学校每个学院的，算下来60个学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实验室里负责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几名助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 “他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的。每次带出去活动，都得包好几辆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导师也没必要外面偷偷接项目和在外面租办公室。他们要想晋升或申请到更大的项目，也要凭此前上报的项目成果。”他告诉记者。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点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告诉记者，由于就业压力大，为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样，主要为了学位证书坚持。“我们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高，很多硕士的生活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学术兴趣呢。”他说。

     学术创新遇到的瓶颈在文科类研究生中更为普遍。众多在职博士生拥挤在同一位导师的门槛下，学术的碰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形成。不少在职博士生常常延期毕业，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继续学业，于是从开始到最后，导师与学生甚至未能有几面之缘。


     断了的传统

     直到今日，白志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参加自己博士答辩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国内大学严重的教员短缺问题，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将一批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直接培养成为博士。今年56岁的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白志东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在1982年学位制度重建之后获得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本来培养博士是解决师资问题，但我们的导师坚持让学生写paper(论文)。”白志东教授告诉记者。

     白志东当年的导师是生于湖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陈希孺。陈先生不仅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见，还督促这批中国未来的博士重视对学术专著的研读。

     “我们当时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要读十几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看完之后，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进行学术讨论。”白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也许用五年都读不来那些书。”

     在白教授看来，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传统在一些学术领域被切断了。如今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扩招之后研究生数量过多，出现了从学生到导师良莠不齐的问题。

     “我们听说博士生不做学术、做项目的事情在计算机、建筑等工科类领域比较常见。”白教授说。

     回忆当年严格的学术制度，白教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次派专员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对导师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

     当年，必须是在最近三年内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组建优秀团队的正教授级别专家，才能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和白志东一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马中骐、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和冯玉琳。除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玉琳教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5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就有导师说，将来的博士生能否超过第一批，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学问的艰难，他们更珍惜学习机会。”白志东说。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状况，却似乎全然取决于其导师。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雷锦江是幸运的。他认为自己遇到一位好导师带有一定“机缘的偶然”。

     “一来北大，发现老师特别朴素。桌子上的显示器还都不是液晶的。老师喝水的杯子还是那种搪瓷的，让我特别震动，所以就决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老板。” 雷锦江说。

     当记者把这位幸运博士生的故事告诉金烨时，他并不表现得惊奇。

     “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只是淡淡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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