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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

發(fā)帖：編輯部 | 2005/12/10 14:19:37 | 第 1 樓

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

     武漢大學(xué)教授鄒恒甫最近對(duì)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嚴(yán)厲批判，令“江湖”風(fēng)云再起，他不但把一些聲名遠(yuǎn)播的學(xué)者拉下馬，更把企業(yè)家們聽(tīng)來(lái)鼎鼎大名的張維迎也打上“九流”的烙印。

     “林海張楊，三綱五常，李白杜甫、國(guó)富國(guó)強(qiáng)……”這是鄒恒甫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送上的名號(hào)。這些浪漫的名號(hào)背后的故事令人深思：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界確實(shí)需要“大俠”，而不是大款。


     這幾年，“大款式”經(jīng)濟(jì)學(xué)者越來(lái)越多：第一類是荒蕪給學(xué)生授業(yè)之職責(zé)，借著大學(xué)的牌子到處搞課題，當(dāng)個(gè)體戶；第二類是跑到企業(yè)當(dāng)獨(dú)董，借著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名頭講話，甚至為利益團(tuán)體代言；第三類是走穴式，到外地的中小企業(yè)掙講課費(fèi)和顧問(wèn)費(fèi)。


     只有大款沒(méi)有“大俠”，所以最近經(jīng)濟(jì)學(xué)“江湖”遭遇信任危機(jī)也就不奇怪了。


     江湖應(yīng)該造就和推崇大俠，既然擁有高于常人的武藝，卻為何多是大俠缺位、大款當(dāng)?shù)溃咳鄙俳?guī)矩可能是關(guān)鍵所在。


     比如，能不能立一個(gè)規(guī)矩，讓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在“說(shuō)話”之前，必須表明自己食誰(shuí)之祿、忠誰(shuí)之事，做到一清二白？


     在國(guó)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就有所謂“不給工資的休假”制度，休假后想要轉(zhuǎn)行的學(xué)者可以決定是否回來(lái)。基辛格任哈佛副教授時(shí)，就曾請(qǐng)假兩年擔(dān)任總統(tǒng)安全顧問(wèn)，兩年后他選擇了辭職。而他在兩年假期中所說(shuō)的話，當(dāng)然是以總統(tǒng)安全顧問(wèn)的身份。


     所以說(shuō)，想做行俠仗義的大俠可以，想做名利雙收的大款也行，只不過(guò)大俠若想從政從商，就必須放棄大俠的名頭，換個(gè)身份來(lái)說(shuō)話，而且還要讓聽(tīng)者明白。


     事實(shí)上，目前充滿經(jīng)濟(jì)學(xué)大款的中國(guó)土壤本來(lái)是適合于培養(yǎng)“大俠”的。發(fā)展中的中國(guó)正在經(jīng)歷前所未有的轉(zhuǎn)型問(wèn)題，這正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的實(shí)驗(yàn)場(chǎng)，無(wú)論是國(guó)企改革問(wèn)題，還是“三農(nóng)”問(wèn)題，經(jīng)濟(jì)理論上的突破很可能成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保持長(zhǎng)期快速增長(zhǎng)的推動(dòng)力，就好像當(dāng)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理論的引入給中國(guó)帶來(lái)的影響一樣。


     從這個(gè)意義上講，已練得一身武藝的大款們想成為大俠并沒(méi)有登天之難，借武俠大家金庸的話說(shuō)，“俠之大者，為國(guó)為民而已”。



     2005年11月15日05:23 　來(lái)源：北京晨報(bào)

第 2 樓 | 發(fā)帖：牛人 | 時(shí)間：2019/8/7 17:02:10

经济学家的权力江湖：“道德”与“良心”交锋

     他们或身居国家经济决策中枢，或就任国家官方经济智囊部门，或身处巅峰学术机构，他们的学术主张经常被纳入国策或法律章程。相对于书斋型经济学家，这些距离权力很近、掌握着压倒性的学术话语权而暴得大名者，他们无疑是所处时代的“庙堂经济学家”。
     他们性格鲜明，事功非凡，这些学术掌权人或学术明星，除了正常的观点交锋外，还暗隐学术派别之战、学术评价机制之争。学术是非，可以时间来检验，而名利是非，恐怕终生无解。


     豪门盛事

     作为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躬逢思想解放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历史机遇与个人的奋斗的合力下，他们成为朝野器重的改革英雄。学术权力与现实影响力，让他们成为时代的明星。这些经济学家当仁不让地构成了中国学术圈中的“豪门”。

     家庭联产承包、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价格双轨制、整体改革，这些牵动整个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代神经的词汇，其背后都挺立着一个个赤心热血的经济学家。中国没有哪个时代，经济学家会被如此器重，他们以其卓越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影响决策，改写历史，赢得朝野尊重，成为时代耀眼的英雄与明星。2008年开创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总结经济历史，并将幕后的经济学家推至前台，以公开公正的旗帜，推动学术民主，以期催发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大争鸣，“中青年”啸聚莫干山

     2011年11月26日下午，北大经济学院报告厅，群贤毕至。13点20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稳步而至，招牌式的华发一如往昔挺拔。甫一入门，起身祝贺与寒暄的学者络绎不绝；半小时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悄然前来。原定13点30分启幕的会议已经开始。华生想从侧门绕进，不巧，他的座牌靠近正门。而侧门第一排，张维迎默然端坐，偶然低头写上几笔。华生退步-也许正门落座才不会太引人注目。20分钟后，记者求证组委会，确知当天另一主角田源因故不会到场。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现场。经202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以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理论”，高票当选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纷争一时的关于谁是“价格双规理论”第一发明人的喧嚣，以华生研究组、张维迎的到场，田源的缺席暂划一个句号。华生在领奖时回顾“价格双规理论”的诞生地-浙江莫干山，不胜唏嘘：“27年了，(人生)能有几个27年。当时在那儿争论，能够到今天在领奖台上，我很希望你(编者注：当年会议的重要参与者王岐山)来参加。”

     正是莫干山会议，促成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全面崛起，他们开始深度介入中国的改革时代。这是已被载入史册的辉煌时刻！

     1984年4月，25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惊险过关，成为莫干山会议的150人成员之一。这是一群忧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被“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铁血原则”吸引，啸聚浙江莫干山。会议的策划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江南回忆：“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待一天就离开。第二天就要她走。”这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学术活动，因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外联部副主任王岐山等官员的到会，一时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

     会务颇具创新，上山不许带论文，第一天不开会，先聊天交友；会议分成七组，每组有主持人，有中心发言和会员讨论，会员到哪个组听都可以。与会者热烈讨论，时而火药味十足。从白天到黑夜，人人精神亢奋。会议结束时，居然大半人累得生病。经过几番激辩，双轨制成为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主流观点。会议最终形成一个总报告和附有一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以及由华生执笔的会议纪要-《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很多青年因此声名远播。会后，很多与会者迈入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年纪最小的张维迎在这年12月去体改委报到上班。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一时成为各地政府的开明之举。河南省政府曾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由省长刘杰任团长，于1985年4月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作为政府的咨询顾问。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群情振奋，欣然受聘，开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事隔多年，在谁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问题上，张维迎、罗小朋等人卷入争论风暴，不过罗小朋亦承认同一讨论组的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决策者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大勇气，三个老人的故事

     如果说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记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青年的风发意气，那么2008年第一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则颂扬了历经劫难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治勇气与学术良知。

     “每天上午八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这是2007年媒体笔下94岁老人杜润生的生活片段。一年后，95岁高龄的杜润生作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首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终于发话表示赞同。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再次放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亲率调查组，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杜润生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终结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近百岁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对于2008年的那次时隔二十多年的褒奖，他坚持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双耳失聪的他听不到颁奖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他喜欢待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多年思考，悟出一句：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晚年有记者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个有着“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大声说：权贵资本主义！

     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与心系农村和农业的杜润生相比，文革结束后已是北大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的职业兴趣在于城市与工业。1980年4月到5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提出以股份制模式，以及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来解决当时城市日益窘迫的就业问题。可惜，在计划经济一手遮天的时代，他的提议未能得到认可。厉以宁有感而发：“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偃旗息鼓终非厉以宁的性格。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1986年，《纽约时报》就以“厉股份”的称谓来报道厉以宁在中国股份制改造问题中的作为。不过，相比“厉股份”，厉以宁不排斥有人喊他 “厉非均衡”。因为在他看来，股份制是一种具体的方法，“最集中代表我观点的书就是那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因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厉以宁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在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现场，厉以宁稳居第一排中间位置，华生、张维迎分居其左右。他当天发表了关于缩小城乡制度差距的演讲。语气铿锵，学术的目光返至农村，强调“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没产权是没有道路的”。

     1985年前，中央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1985年前后，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继续沿着“放权让利”方向前景持有怀疑态度，提出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他们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并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

     这种改革理论自成一体，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2010年，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人吴敬琏、周小川等人。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再到近年来成为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他总是点中中国经济的痛处。


     四代经济学人

     2011年11月23日14点，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走完了99岁的人生。他是在1949年前已经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离世的经济学大师。生前，张培刚担任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主席。11月26日下午，中国经济学家年会会议正式开始前，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执行主席毛振华提议全体起立，向张培刚默哀。三百多经济学界人士纷纷站起，老中青三代学人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
     拿毛振华的话讲，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存在一个断层，而像张培刚这样的哈佛博士，基本中断了最黄金的学术生涯。庆幸的是他们捱过了学术最黑暗的时代，以余热培养出了自己的学生。

     经济学家赵晓在一篇名为《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第三代有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而他自己这一批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

     其实，遗憾的是，像解放前留洋的经济学教授，基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靠边站，没有成为第一代经济学人的中坚。譬如建国初期“海归”杨敬年教授，中国最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譬如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坤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他们莫不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屡屡遭受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当然，根据其学术活跃时间和自身年龄，第一代经济学家还应包括于光远、杜润生等；第二代应有董辅、成思危和茅于轼等；第三代应有华生、田源、何家成、邹恒甫等；第四代则更多，譬如谢国忠、李稻葵等。

     赵晓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这四代经济学家一脉相承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如何发展的研究，都是在完成经济学的启蒙工作。


     董门显赫，力撑最豪华经济学奖

     在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现场的嘉宾签到台上，记者看到，“董门”的台签赫然独列。鱼贯而入的各路经济学界人士一到门口，先前的并肩寒暄，到此各找签名簿。这委实是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的门生盛事。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发源于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是董辅礽基金会联合北大、人大、武大、上海交大和清华的经济学院而发起的一项旨在鼓励、褒扬经济学创新的奖项。”毛振华是董辅礽的博士生，也是董辅礽经济发展科学基金会的理事长。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全程赞助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而董辅礽的另一个任泰康人寿的董事长的博士生陈东升为本届创新奖提供了总额100万的奖金，而提供评奖经费的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负责人，亦是董辅礽的门生。

     董辅礽师承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破天荒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1984年董辅礽获得了当时经济学最高奖-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病逝。8月12日，经济学界召开董辅礽追思会。“会上，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立董辅礽基金会，董门弟子积极响应。讨论最后，确立基金会的发展方向是弘扬、鼓励经济学家的创新精神。”回忆起基金会创办情况，毛振华依然不减对恩师的感念之情。“2005年基金会终于注册成功。之所以没有用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们不是弘扬董先生的经济思想。”

     董辅礽从1985年后开始在北大、武大开设博士点。据董辅礽的学生、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再平介绍，董辅礽生前带出的博士生有五十多个，目前担任司局级领导的约有二十多个，省部级的也有几个，还有许多在经商。董辅礽的第一个博士生是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华生。同获第四届经济理论创新奖的田源亦是董辅礽的博士生。

     董辅礽面相严峻，但内心柔软，极为爱护学生。生前对于学生的要求，几近有求必应。在一个名为“怀念董辅礽”的网页上，近二十多弟子书写悼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第二代经济学家中，还没有在经济学“普道”上能超越董辅礽的。他的众多门生，每年以中国经济学年会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名义相聚，把手叙情，颌首论道。

     基本上，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荣耀系于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理论总结实践、理论被纳入国家决策的非常时期。

     前三代经济学家，其学术生命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问题意识始终推动着他们的学术思考。他们因关注时代大命题，而为决策者所注意，在体制内爆发出巨大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推动时代的发展。那是问题丛生的八十年代，生而有幸的八十年代。毛振华讲，这样的时代际遇基本不会再次出现。“衡量他们的成就，不是计算他们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毕竟中国经济学本身要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

     2004年8月12日，在董辅礽追思会上，赵晓如此感叹，“每一代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问题意识，有他们时代的使命，他们为这个使命付出一切，我们都要为此感到庆幸。”前三代经济学家们以巨大的学术勇气与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无愧于时代的召唤。而在日益浮躁的当下，新锐的经济学家们该承担什么使命？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我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以学术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的方式进行评选的经济学大奖，其宗旨是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每年评选出一个10年前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获奖理论将得到100万元奖金，这是目前国内奖励金额最高的经济学奖项。2008年，“农村经济改革之父”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影响经济决策的智囊机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杜润生以及他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要颁发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王岐山、周其仁参与执笔。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后来发挥了巨大影响的机构，其职能中就有“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等，因此被形容为改革的“参谋机构”，而其下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亦成为著名官方智囊机构。每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座谈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体改所承担着输送年轻学者的任务，对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意见。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

     1985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也发挥独特的作用。吴敬琏长期在此任职。林毅夫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4年，直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成立，“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的定位使它迅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一政一经”两大国务院智囊机构，而老牌的中国社科院则开始从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现实问题。


     混战江湖

     经济学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观点纷争，应是学术争鸣的应有之义。这些论争，如果卷入风云莫测的政治斗争或人事诬陷中，加上旁观者的误读甚至搅和，正常的学术争鸣，亦会变色，蜕变为名利场的角斗。


     温和之战：门户之见与学术争鸣

     在第一代经济学人，因为时逢百废俱兴，个人的学术发展与单位的地位挂钩，服从组织，服务大局，基本抑制了经济学家内争的可能。真有价值的经济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学术开阔地，即使争论，多是改革的声音与保守的声音之间的交锋。私人名利与恩怨，在其间基本不太突出。

     在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学术的争论而导致彼此感情的疏离现象，开始出现。大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英雄，他们亦成为日益发达的媒体宠儿。大众舆论的加入，使得这种学术辩论容易走火伤人。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学术纷争是经济界人尽皆知的事情。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两人的矛盾白热化，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两人争论不断，甚至鲜少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尽管事后，吴敬琏表示，为了维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大家都有责任维护一种不用意见争论的氛围。厉以宁亦公开表示：“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但至为惋惜的是，这种不能成为朋友的学术论争，还是被外界解读为两人不和的原因。

     孙冶方是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人，他执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先后将吴敬琏、董辅礽招至麾下。“先生生前说他与这位经济学家从无宿怨，改革前的困难年代相互还帮过一点小忙。”董辅礽的得意弟子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将他与师傅的共同“论敌”-吴敬琏，称为“这位经济学家”。华生曾因双轨制度增量渐进改革论与吴敬琏为代表的综合配套改革派发生过唇枪舌剑。

     在华生看来，恩师最为看重的中国证券市场，在2000底、2001年初遭遇了吴敬琏的痛击。董辅礽的“婴儿论”与吴敬琏的“赌场论”针锋相对。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认为这次争论，“第一次把道德、良心、利益映射和大众情绪带进独立的学术研讨和争论，从而使得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没办法正常进行下去。”董辅礽与吴敬琏的学术分歧，因参与者的情感因素，旁观者的误读，最终伤害了论争双方的私人关系。

     董辅礽与厉以宁、萧灼基向来交好。他们经常出门结伴调研，厉以宁、萧灼基亦是董辅礽的弟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常客。董辅礽去世后，两人均写文悼念。厉以宁也是董辅礽追思会积极的召集人。

     在第三代经济学家中，关于价格双轨制理论的第一发明者，出现了过多个版本，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华生、张维迎、罗小朋均卷入纷争。在2011年11月26日的颁奖致辞中，华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想法完全是在会议上通宵达旦碰撞出来的。”张维迎则如此追述：“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价格双轨制)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其实，排除学术上的纷争，张维迎和华生，在师承上还有源渊。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硕士导师何炼成是武汉大学张培刚的高足，而华生的恩师董辅礽亦是张培刚的门生。张培刚在武汉大学先后培养出董辅礽、曾启贤、何炼成等。董辅礽门生成名者众，而曾启贤又培养出邹恒甫、杨再平等一流学者；何炼成领导下的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居然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享有“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美誉。当时经济学界许多重量级人物都与武汉大学有着或显或隐的关系，一时圈内有“武大学派”之称。

     尽管是师承有关系，但抵挡不住利益与声名的利剑。与张维迎同是张培刚弟子的弟子，邹恒甫就曾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辞退，在博客上破口大骂时任院长的张维迎。


     致命之战：学术评价体系之异见

     经历了大破大立、英雄辈出的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论争基本被纳入更学术的轨道，他们开始走下“神殿”，被动或主动地还原为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一历程伴随着时代阵痛，但昔日的“英雄”随时有被枪挑下马的“惊吓”。关于经济学人的评价体系，遭遇前所惟有的险情。

     在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眼里，这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中国经济学大家，“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他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在他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才是展示实力的舞台。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北京某媒体上发表“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观点后，引起媒体强烈关注。面对批评，经济学家集体沉默。

     论及对经济学家之间的直言批评，《经济学消息报》创办人高小勇提及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与吴敬琏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高小勇传真来一篇稿子。刘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高小勇很喜欢这篇文章，打电话给樊纲。樊纲的回答却是：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第一代与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关注改革热点问题，身处体制内，影响决策，往往被大众定格为“庙堂”经济学家。而新成长起来的第四代经济学家们，往往以学术的深度、在一流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来与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学家论衡。这些很早吮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后来者往往“不服”或“轻视”前辈经济学家。

     这种对于经济学家的重估浪潮，开始挑战一个传统定论：经济学家的价值，在于现实的参与度，学说的“经世致用”性。但无论如何，在新的评价体系面前，有的经济学家开始了默默自省，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学术创新。


     艰难之战：为“道德”与“良心”交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市场经济起步与高速发展的时代，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等论战中，道德与良心、公正与良知，成为批评者娴熟使用的词汇。这一阶段中，郎咸平持续处于旋涡之中，这个郎旋风，先后与中国经济学界大腕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交过手。

     如果说这些发生在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裂隙，大致诱因是学术观点的差异与名利的纷争，那么在媒体发达时代，大众对顶级经济学家的围观与批判，则发酵了经济学界最为复杂的唾沫狂欢。一时间，追求学术独立与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亦被知识界一再呼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一度生气地说，经济学界不算健康的争论风气让他开始怀念多年前关于改革细节的争辩，和“不争论”、“多实践”的日子。

     樊纲的宽厚和理性一直给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说樊纲理性、懂科学，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樊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争议不休的观点：经济学和道德无关。高小勇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充分理解经济学的科学实质。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唯有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当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时，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他的演讲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这涉及到书斋学术与庙堂学术的问题，同时又牵扯个人的做学术的姿态、传播学问的方式。

     媒体的发达，让经济学家群体出现明显分野。一类更加专业性，走向书斋，看重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类经济学家强调学术独立与学术的国际性，譬如邹恒甫。他们基本财务独立，不迷恋各种论坛与商界活动，沉潜于学术教育与研究；一类是明星式学者。他们善于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接受媒体访问；频繁穿梭于各种活动，曝光率奇高，亦被评价为“媒体经济学家”，譬如郎咸平；最为大众诟病的则是任职于各类商业机构的经济学家，他们常被讥讽为利益集团的“帮凶”。


     恒久议题：庙堂之争与学术独立

     至于学术独立，在毛振华看来，其实，身处“庙堂”，如果违背自己的理论良知，追风、骑墙，肯定不会有杰出成就。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项的颁布，正是证明了三代经济学家关注现实、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人格操守。

     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从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华生、邹恒甫，或因学术或因人事改革或因个人性情、修养，沉人际关系泥沼。学术是非，可以时间来检验，而名利是非，恐怕终生无解。为政策背书，为利益集团代言，在权力与商业轮番侵蚀的时代，经济学家继续走向分化，似乎不可避免。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仍是中国经济学家常读常新的必修课。

     “老一辈经济学家，人和人之间很熟，一起共事过，各有各的观点，个人之间，经过那么长的社会矛盾，有各种交集，也有分歧，但最终都参与进来，也不容易。”毛振华说，开始吴敬琏和刘国光老师对他们的邀请，基本保持沉默，“现在他们都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委会的名誉主席，这也反映出他们学术大家的胸怀。”
     在毛振华等董门弟子看来，董辅礽经济学发展基金会联合高校学术机构，创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要弘扬学术民主，不论你对谁的学术观点有意见，对不起，你只有一票；你对谁有成见，在两百多票中，永远只是少数。经济学这么大的学科，观点纷争是正常的，落实到评奖上，关键是要公平公正。”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演讲嘉宾。他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中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学奖既肯定经济界专家学者的贡献，也是为了总结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为我国经济未来更好的发展奠定牢固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他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评审专家、第二届中国经理理论创新奖获得者。

     你几时看见厉以宁和谁论战了？我就谈我的观点。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必须跟着实践走。我最初提出在中国实行股份制也只是一个假设，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慢慢成为真正的理论。

     张维迎: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1983年他发表《为钱正名》之后，就一直深陷争论的漩涡之中。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演讲嘉宾。业界评论她是“中国保险学界第一人”、“保险学界的铿锵玫瑰”、“亚洲保险业的女强人”。

     真正能够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实践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许多经典的理论和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都具有深刻而简明的特点，我认为好的理论应当是深刻而简明的。

     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演讲嘉宾。国家级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世界经济学科点学科带头人及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一个学者获得知识的目的，就在于“借助于这些知识，保障人类的全部天资得到同等的、持续而又进步的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学者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顶级经济学家~权力榜

     这些经济学家处于改革开放的潮头浪尖。他们基本掌握着中国经济理论的话语权。以其学术活跃的年代和媒体影响力，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类。

     1949-1980年代初学术奠基人

     顾准：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顾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其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学家思想“教父”级大师。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武大学派”的灵魂人物，董辅礽、曾启贤、何炼成是其高足。

     孙冶方：执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先后将吴敬琏、董辅礽招至麾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高奖项。

     薛暮桥：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与孙冶方一向交好。

     于光远：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与董辅礽交好。

     杜润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王岐山、陈锡文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都师承杜润生，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卓炯：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所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提出两个不等式，即“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1980年代初至当今学术掌权人

     董辅礽：长期执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门生众多，华生、田源是其高足。

     吴敬琏：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

     厉以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主要贡献人，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刘国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

     茅于轼：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他参与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业内人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杨小凯：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1980年代中至今学术明星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的研究工作。1986年出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为国务院高层担任智囊。

     张维迎：价格双轨制理论主要贡献人。在他还是何炼成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开始他备受批评的学术之旅。但他备受茅于轼赏识。

     周其仁：1980年代初，曾跟随杜润生进行学术调研与中央文件的起草。他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

     林毅夫：2008年2月4日，林毅夫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也是国际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一。

     京城四少：中国经济学四小龙，指钟朋荣、樊纲、魏杰、刘伟四个人。

     华生：价格双轨制理论主要贡献人，被称为中国最有财的经济学家。董辅礽的高足。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早在1985年左右他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自述对自己学术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吴敬琏。

     1990年代初至今学术名家

     张曙光：北京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典型的改革一代经济学家。在改革的主题被调控的声音取代之后，他仍然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呼声。他不求献策成功，只求能够发出不同声音。

     陈志武： 2006年2月，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陈志武名列其中。

     许小年：目前商业论坛最受欢迎的发言人、演讲家。他的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的论文被吴敬琏推荐，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

     汪丁丁：北大教授，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学哲学。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

     邹恒甫：张培刚的学生曾启贤的弟子，热心经济学教育，与董辅礽、杨小凯交往密切。曾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下课，与张维迎交恶，但被郎咸平盛赞为“浮躁喧嚣的经济学和教育界的一个传奇”。

     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开创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伦理研究的先河。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胡祖六：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祖六已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他成为中国经济学人走向世界的象征之一。

     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一位以“敢言”著称的学者，易宪容的辞职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被称为“房地产平民代言人”。

     郎咸平：作为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为“郎旋风”。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因长期评论股市和房地产而被大众熟悉。

     谢国忠：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2007年离开摩根士丹利。对房地产的集中评论，让他成为大众熟悉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赢得学界的广泛认可源自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预见到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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