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ktv |
|
| 等級：論壇騎士(三級) |
| 積分：1302分 |
| 注冊：2004-8-21 |
| 發(fā)表：346（293主題貼） |
| 登錄：209 |
|
|
| 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制造/轉南方都市報 |
前段時間的玩具召回事件令“中國制造”再度成為美國各大媒體討論焦點。在各種非議之聲中，美國《大西洋月刊》推出題為“為何中國崛起對世界有利”的長篇報道，作者親赴珠三角和深圳的工業(yè)制造基地，目睹了今日中國“最令人矚目的一面”。他認為，至今為止，各方都從“中國制造”中得到了好處。美國在指責之前，應首
先學會感激已經(jīng)獲得的利益。如果美國不滿意與中國的關系，那是美國自己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更不是在深圳的工廠里干活的工人的問題。
我在中國時，有一半時間是在工廠里度過的―――至少我自己覺得是這樣。中國有上億男女在這些工廠里辛勤勞動，生產(chǎn)出相機、衣服以及其他各種商品，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地。對我來說，這是今日中國最令人吃驚、最令人矚目的一面，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對上海的摩天大樓、時速240英里的磁懸浮列車，對北京無處不在的工地、灰塵和忙碌，我不感到意外，任何關于現(xiàn)代中國的報道都會提到它們。但是，對于緊鄰香港的珠江三角洲，這個世界級制造中心，我卻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單單是廣東一個省份從事制造業(yè)的勞動力人數(shù)，就幾乎超過整個美國。
有名的富士康生產(chǎn)基地（iPod中國主力代工廠）設在深圳市龍華工業(yè)園區(qū)，它在那兒占據(jù)的地盤有一個機場那么大。約24萬人在它的生產(chǎn)線上工作，在它的集體宿舍中睡覺，在它的員工餐廳中吃飯。我聽說富士康食堂的師傅每天要殺3000頭豬，以滿足員工需要。去年貨船從香港和深圳的海港運走的標準金屬集裝箱超過4000萬個―――全年不變，晝夜不停，平均每秒一個―――而這還不到中國總出口量的一半。從美國回來的集裝箱里裝的是什么呢？我猜是綠油油的美鈔。
顯然，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其他任何人而言，這些工廠都十分重要。也許有一天，中國可能會因其政治體制或戰(zhàn)略野心在國際上引起注意（雖然現(xiàn)在這些事情也有些意義）。但是，今日決定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是它在制造業(yè)上的成功。過去二十多年來，對中國有好處的大部分事情都直接或間接來自它的工廠：國家終于有了公款，用來修路、蓋房、建學校―――特別是修路；大量農(nóng)業(yè)人口獲得有酬工作的機會，這意味著有可能逃脫農(nóng)村的貧窮。美國人經(jīng)常抱怨那些從中國作坊里吐出來的“便宜垃圾”，但在不是垃圾的東西上，他們正依賴著中國，而且其廉價對美國工業(yè)發(fā)展和家庭生活都十分重要。我們普遍相信，那些漂亮、先進的商品―――如電腦、音響、整面墻那么大的電視―――會一年比一年便宜，有人將之歸功于摩爾定律，但事實上中國的工廠也貢獻頗大。
而中國的威脅很多也來自其工廠。要避免它的污染相當困難，中國城市的空氣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而且，由于這種污染影響范圍如此之廣，影響到的人口如此之多，其危害比倫敦、曼徹斯特、匹茲堡當年大得多。中國工廠對石油、礦物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的需要也影響到其他國家。發(fā)達國家還擔心中國匆忙出臺的食物安全標準不夠嚴謹，當然他們最緊張的是中國創(chuàng)造了數(shù)百萬新的工廠工作機會，認為美國、加拿大、德國和日本的數(shù)百萬人將因此失去工作。
從這些工廠的角度看，美國關于“中國機會”或“中國威脅”的討論顯然過于理論化和隔靴搔癢。說起中國工業(yè)的發(fā)展，美國人就像19世紀的歐洲人。那時，歐洲人認為美國的工業(yè)崛起僅僅是因為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涌入的移民和廉價勞工，還有對外國版權和專利的隨意竊取―――特別是英國的書籍和發(fā)明。今天美國人走在中國大街上，看到盜版的美國電影、音樂、軟件、書籍到處叫賣，憤憤不已。而在150年前，查爾斯。狄更斯走在年輕的美國街頭，看到自己的小說被盜版并廉價出售，也氣得七竅生煙。的確，這些都是美國發(fā)展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同樣，這些也不是現(xiàn)代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全部原因。
至今為止，美國與中國的經(jīng)濟關系是成功的，雙方都從中獲益匪淺。自由貿(mào)易也許并不是永遠都對各方有利，與中國的長期貿(mào)易可能會給美國帶來危險。但是，基于我在中國看到的一切，我得出的結論與我來之前的看法相反：在考慮“修改”中國之前，美國人應首先學會感激已經(jīng)獲得的利益。而深圳就是說明這一切的最佳地點。
每次我到深圳福朋喜來登酒店去吃早餐，都覺得自己身處一部電影之中：餐廳好像是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吃飯的人像是聚在一起的軍官，正在討論下一步作戰(zhàn)計劃。
事實上，他們會討論什么話題不言而喻。深圳緊鄰香港，是中國的“新大陸”。里根時期，這個城市還根本不存在，只有一個罕為人知的小漁村。自從1980年夏末這里建立“經(jīng)濟特區(qū)”后，它的人口至少增長了一百倍。現(xiàn)在深圳具有“陽光工業(yè)帶”城市的一切特點―――忙碌、粗糙、不做作、充滿機會，和當年的曼徹斯特、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磯一樣。報紙上充斥著犯罪新聞，在人口密集的租住區(qū)，人行道上和墻上都是噴漆噴出的電話號碼，號碼的主人可能是妓女，更有可能是造假證的：健康證、畢業(yè)證、暫住證―――那些找工作的人需要這些東西。
而福朋喜來登酒店和深圳其他地方一樣，永遠人聲嘈雜。當外國人到中國采購時，他們常常會來這里。
那些到上海的外國人通常是金融家、咨詢師或者是律師，他們一般衣著筆挺，發(fā)型一絲不茍，到北京的往往是外交官、學者、基金會或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到深圳及其周邊地區(qū)的人則完全不同，他們來自世界各地―――美國、歐洲、日本，還有中國臺灣，但成分卻相對單純：幾乎全是設計師、工程師和過來與中國企業(yè)主會面的外國采購商。他們看上去比去上海和北京的同胞要壯實，一些人還穿著有公司標志的T恤或襯衫。
每天早上六點半餐廳開門時，他們就聚集到此，一邊享用早餐（豐盛極了！我妻子說我在深圳呆那么長時間，主要就是為了這頓早餐），一邊討論當天行程。到上午九點，房間會突然寂靜下來，因為人們都出去找他們的司機和車子去了，或是參觀工廠，或是簽署合同，忙碌的一天就此開始。我試著和很多人搭過話，結果發(fā)現(xiàn)自己是唯一沒有采購任務的人。
幾乎每天早上，一個男人都會坐在餐廳入口處同一張桌子旁。晚上很晚的時候，他又會坐在那張桌子旁吃晚餐。每次侍應看到他，都會立即端上一份簡單的套餐―――主要是肉和土豆。“你每晚都吃這些？”我忍不住好奇地過去問他。“我來這兒不是為了吃飯，”他說。
他叫里亞姆。凱西，是個41歲的愛爾蘭單身漢。過去兩年來他一直住在福朋喜來登酒店的一個套房里，此前他還在深圳各處其他酒店里住過八年。于是我心里暗暗叫他“中國先生”。
凱西在中國的掘金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在這里開了一家全資公司，有800名員工（其中50位來自愛爾蘭、美國及其他十來個國家，其余都是中國人），去年公司銷售額達1.25億美元。他通常會在福朋喜來登酒店訂10到15個房間，接待過來和他談生意的外國客戶。
但凱西言語之間盡量保持低調。“當你以為你已經(jīng)了解這里的一切時，那就危險了，”他說：“你在市場上看見一樣新產(chǎn)品，就琢磨它是從哪來的―――結果你發(fā)現(xiàn)，就是你五年來每天開車經(jīng)過的那家工廠造出來的！在這里你可能住了很長時間，仍然所知甚少。”但對我來說，他就是“中國先生”，因為他正處于人潮
匯集的中心，這些人將全世界的訂單都帶到中國。
凱西在愛爾蘭港市科克郊外的一個農(nóng)場長大，中學之后就沒再接受過正式教育。他做過服裝銷售，開過商店，在貿(mào)易公司呆過一段時間。1996年，剛過完30歲生日的凱西去中國臺北參加一個電子產(chǎn)品交易會。這是他第一次到亞洲，但立即發(fā)現(xiàn)“這里充滿機會”。一年之內(nèi)，他就到了深圳，創(chuàng)辦了名為PCHChinaSolutions的公司。
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簡而言之就是外包采購，具體來說，就是在外國公司和能為他們生產(chǎn)產(chǎn)品的中國供應商之間牽線搭橋。凱西本人說他的使命是“幫助中國改革者平衡制造業(yè)供應鏈”，如果你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看看那股融入南中國的洪流就明白了。
其中一支洪流是來自中國鄉(xiāng)村的年輕人。如果你看過《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可能會記得片子里那個山村姑娘。有一天這個年輕女孩突然離開了家鄉(xiāng)，她爺爺說她要去城市“碰碰運氣”，“希望開始新的生活。”而新的生活就在深圳。
這種故事正無數(shù)次地在中國上演，雖然沒有那么戲劇性。正如片中所描述的那樣，進入工業(yè)城鎮(zhèn)的農(nóng)村勞工多是年輕女性。她們要么像那位小裁縫，沒有結婚生子就到了城市，要么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顧。她們的工資一般在900元到1200元人民幣之間，但比家鄉(xiāng)的收入要高（那里一個農(nóng)業(yè)家庭每年的現(xiàn)金收入大概是幾千元人民幣）。在工廠里，她們的薪水最低，但受到的管理最為嚴厲。歐美企業(yè)工作條件相對寬松，但這樣的機會不多，因為大的歐美公司主要是從當?shù)剞D包商那里采購。臺灣人和大陸老板開辦的工廠尤為艱苦，一般說來，工人每周工作六到七天，每班要上12個小時，中間有兩次休息時間，用來吃飯。只要有機會停下工作―――有時裝配線會因某種原因暫停運轉，或者吃完飯還有少許空閑―――很多人會馬上趴在面前的桌子上進入夢鄉(xiāng)。由于回家要坐幾天火車或汽車，他們常常一年才回一次家，就是春節(jié)―――中國新年期間。“這里的人工作很拼命，”一位美國管理人員告訴我：“他們年輕，動作快。沒人會說：我得去接孩子。在這兒這種理由是胡說八道。”
在我去過的每個電子工廠里，裝配線上的工人身旁都貼著一大堆東西：她的照片、名字、工號、中英文的工作紀律。經(jīng)常還有一道顯眼的標志，表明她的工作做得如何。在幾個臺灣人開的工廠里，我看見個人成績指示表是一種孩子氣的略圖：一棵畫著葉子的樹。一天的工作之后，如果葉子是綠的，就表明工人達到了工作額，沒有犯錯。如果是紅的，就會追查她所在的工作小組。一個月出現(xiàn)一片紅葉子可以容忍，兩片就是問題了。
雖然這種生活不太好過，但與重工業(yè)相比，還不算太危險。這里經(jīng)常發(fā)生礦難。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發(fā)生校園槍擊案致32人死亡的那一周，中國北方一家鋼鐵廠也發(fā)生了慘劇：32名工人因鋼水包意外傾覆死亡。即便在中國的報紙上，這條新聞也比美國槍擊案所占的篇幅小。當我在一個臺灣電子工廠說工作條件太惡劣時，那個工頭反問我：“你見過中國農(nóng)民種田的情景嗎？”
另外一支洪流是過來辦廠的企業(yè)家，不少來自臺灣地區(qū)。他們的企業(yè)規(guī)模較小，主要由家庭經(jīng)營。在這方面，中國大陸的發(fā)展模式更接近于臺灣地區(qū)，而非日本或韓國。亞洲國家的政府都喜歡使用稅收政策、貿(mào)易規(guī)則、幣值等經(jīng)濟工具來幫助實現(xiàn)工業(yè)產(chǎn)出最大化，但日本和韓國傾向于保護國有大型企業(yè)，如三菱、豐田、三星，而臺灣的出口商則是成千上萬的小公司，只有其中少數(shù)逐漸壯大。中國比任何亞洲國家都要大，但其出口加工公司都很小。即使是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yè)富士康，在去年《財富》評出的全球500強企業(yè)中也僅位居第206位。外國人進入韓國和日本市場比較困難，因為他們常常要面對保護當?shù)卮笃髽I(yè)的樊籬。但在中國問題恰恰相反：在一大堆彼此相似的小企業(yè)中間，外國人不知道從何開始，跟誰做生意好。
在我看來，深圳賽格電子市場是這種碎片化的絕好象征。這是一棟七層建筑，每一英寸都擠滿了小貨攤。“那些我在美國買不到的芯片，少見的盤式陶瓷電容器―――我只在夢中才見過它們，”麻省理工學院中美混血電子學博士安德里。黃看過這個市場之后，在他的博客中寫道：“我的神經(jīng)興奮得直豎，我的腦袋嗡嗡作響。當我走到一個角落，看到那里從地面到天花板堆了差不多上億個電阻器和電容器時，不禁抑制不住地呵呵傻笑。”他接著說，從電子市場“驅車向北”不到一個小時，就是數(shù)百家工廠，那里“能接受任何有關電子學的奇思異想，并按你的指令把它變成現(xiàn)實產(chǎn)品”。
涌向深圳的最后一支洪流，就是那些出現(xiàn)在福朋喜來登酒店的人：那些來自高薪國家的采購商。在他們看來，與其同成本低廉的中國制造業(yè)競爭，還不如享受它帶來的好處。
幾十年來我做過無數(shù)軍事報道，但在采訪中卻很少碰到比深圳的采購商和供應商更加重視保密的人。他們什么都不愿透露：公司的名字、地點、產(chǎn)品編號，哪家西方公司從哪家中國供應商訂購了哪種產(chǎn)品等等。
他們這么緊張有兩個原因。首先，采購商們希望弱化他們品牌的外購特點。他們不想與亞洲的血汗工廠扯上關系，免得像耐克一樣，因為在印尼的工廠遭遇公關危機。按中國的標準看，那些出口商的工廠制度只算是嚴苛，遠遠稱不上“虐待”，但西方客戶可能就無法接受。其次，要保證自己的“供應鏈”。對他們來說，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工廠和原料供應商、實行合適的質量標準、建立合適的互信關系并不容易，已經(jīng)解決這些問題的公司不想告訴敵手他們是如何做到的。“供應鏈也有知識產(chǎn)權的，”凱西說：“讓一家西方公司說出它的中國供應商，就好像讓一名記者交出他的線人名單一樣。”
出于這兩個原因，采購商也會要求供應商保密。很多中國轉包商都會向你暗示說他們是某個知名外國公司（如索尼和蘋果）的供貨商，那基本上是謊話。因為真正的供貨商不能這樣高調，如果他們不想失去采購商的信任和生意，就必須謹言慎行。
所以在此我也必須忍住，不寫細節(jié)，請你自己去聯(lián)想
。如果你知道下列行業(yè)中有哪些歐美大公司，也許他們的產(chǎn)品就來自我所說的那些工廠。這些行業(yè)包括：電腦―――包括臺機、筆記本和服務器；電信設備―――從路由器到手機；音響―――包括任何與MP3相關的東西，家庭音響系統(tǒng)，大部分便攜設備，以及耳機、聽筒等；各種視頻設備―――從照相機到便攜式攝像機到錄放設備；醫(yī)療設備；個人護理設備；運動器材；所有電子產(chǎn)品和配件―――以及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東西。
那么，為什么外國公司會來找我們的“中國先生”呢？我問凱西，如果我在匹茲堡一家鋼鐵廠的某個部門工作，希望削減成本，他會提出怎樣的建議？“我對此不感興趣，”他說：“你這屬于重工業(yè)，而且你可能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生產(chǎn)自動化，一個人按下按鈕就可以完成生產(chǎn)過程。這跟你在中國雇人按按鈕成本相差無幾。”
那么他對什么感興趣？是那些已經(jīng)確立品牌，與零售商保持穩(wěn)定關系，知道自己下一步將會推出什么產(chǎn)品，但希望在新產(chǎn)品的制造或裝配這一環(huán)節(jié)節(jié)省時間和金錢的公司。他舉了兩個真實的例子：一是某公司在媒體上大肆宣傳，聲稱要推出一種重要的新產(chǎn)品，但臨近投產(chǎn)時卻發(fā)現(xiàn)有重大設計問題必須要解決―――但沒有一家美國工廠能按要求及時調整生產(chǎn)程序。
這時，中國工廠就派上了用場，他們可以更快地響應，不僅是因為工人一天工作12個小時，“在其他任何地方，你得必須進口不同的原材料和部件，”凱西告訴我：“但在這里，在一英里之內(nèi)，你就可以找到9家不同的供應商，一個下午就可以拿出樣品。人們總是認為中國產(chǎn)品勝在廉價，但事實上它勝在快捷。”而且，與富裕國家的同行相比，中國工廠使用更多人力。“人是最靈活、適應性最強的機器，”一位美國設計師告訴我：“機器必須重新調整程序，但人不一樣，你可以讓他們在下周做出完全不同的東西。”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美國發(fā)明家有一項旨在節(jié)省家庭能源的“綠色”產(chǎn)品，但擔心大公司也在做類似的研發(fā)，想搶時間迅速投放市場，又希望把零售價控制在100美元左右。“只有中國能做到這一點。”凱西一邊把成品展示給我看，一邊肯定地說。
在深圳和其他中國制造業(yè)基地，我聽到很多類似的案例，從中看到了西方國家把中國視為制造中心的原因所在。
我參觀了臺灣Inventec公司的工廠，它主要生產(chǎn)電腦，然后貼上一個你所熟悉的品牌標簽，銷往全世界。每個美國人都聽說過戴爾、索尼、康柏、惠普、聯(lián)想-IBM的ThinkPad、蘋果、NEC、Gateway、東芝，與此同時，可能沒什么人聽說過Quanta，Compal，Inventec，Wistron，Asustek.但事實上近90%的名牌電腦都是這五大公司設在中國大陸的工廠生產(chǎn)的。在其中一家工廠，我看到三個正在市場上打得頭破血流的品牌的電腦從同一個生產(chǎn)線上下來。
<a ><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淘寶商城</font></a><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有效的</font><a ><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2011潤唇膏排行榜</font></a><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豐胸</font><a ><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曬后修護產(chǎn)品哪種好</font></a><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最好</font><a ><font color=black style='text-decoration:none;font-weight:normal;'>哪種眼部滋潤好</font></a>
在Inventec公司設在上海附近的制造基地，我看到每天有無數(shù)裸露的電路板、電容器、芯片組運進來，每天有無數(shù)電腦運出去。一些高級部件進來時就已經(jīng)組裝好：比如從臺灣或新加坡運來的磁盤驅動器，從韓國或者日本來的液晶屏，從中國其他地方來的鍵盤和電源等。
很多筆記本電腦是客戶從網(wǎng)上訂購的。因此，接近完工之時，每臺電腦要根據(jù)買家的不同進行“加工”。我到訪的那天，有一臺手提電腦正準備“啟程”去東京，到那里裝配日本鍵盤，貼上有關的日本標志；緊挨著它的那一臺會去美國。
在凱西的深圳公司，我觀賞了他的員工為一家著名的美國電腦公司處理網(wǎng)上訂單的全過程。那是黎明時分，也是“關鍵時分”（crunchtime），因為美國東部與深圳有12個小時的時差，美國客戶下午下的訂單總是夜深人靜時來到中國。當我在一邊看著的時候，一名來自伊利諾斯州巴拉丁的客戶，可能是從辦公室的電腦上，點擊了這個美國公司的網(wǎng)頁，訂購兩個價值25美元的附件。幾秒種之后，這個訂單出現(xiàn)在距他7800英里的深圳的一臺電腦屏幕上。它自動打印出一個附有地址表和產(chǎn)品條形碼的訂單，一個年輕女工把地址單貼在一個棕色的紙板箱上，把包裝紙放在箱子里。
箱子順著一條傳送帶“走”到另一位女工面前停下，她負責“撿料”。在她面前有一個柜子，里面一格一格裝著客戶可能訂購的每一種部件，新訂單上所要部件所在的那一格會自動亮燈。她從里面把需要的東西拿出來，放進箱子里。然后箱子接受稱重、掃描，當箱子封好之后，另一名年輕工人再把它放到運輸貨盤上。
到夜班工人準備下班時―――即中國的早上八點，巴拉丁的下午七點，美國東岸時間下午八點―――從美國那邊過來的訂單越來越少，漸漸停止。早上9點，快遞公司的人就會趕到，飛快地把包裝好的貨品送到香港機場。聯(lián)邦快遞飛往安克雷奇（美國阿拉斯加州南部港市）的航班將于下午6點起飛。一旦抵達，這個公司的產(chǎn)品將和其他中國出口產(chǎn)品會合到一起，根據(jù)其要到達的目的地重新分類。在巴拉丁那位客戶點擊“現(xiàn)在就購買！”48個小時后，他要的貨物抵達他家門前。他看到的寄信人地址是那個著名公司位于美國的一間倉庫，但如果他再仔細看看箱子底部，就會發(fā)現(xiàn)到一個小小的標簽，上面注明“MadeinChina（中國制造）”。
而在這邊，早上八點，夜班的年輕女工們剛從裝配線旁站起來，摘掉帽子和發(fā)網(wǎng)，抖出她們的黑發(fā)。她們魚貫從工作間門口的金屬探測器旁走過，下樓，去停車棚取自行車。她們穿著紅色的公司夾克，這是統(tǒng)一的公司制服；不統(tǒng)一的那部分看上去也十分相似，多數(shù)是緊繃繃的低腰藍色牛仔褲，上面裝飾著繡花或者小金屬片。她們之中多數(shù)人會騎車回宿舍去睡覺，一些人則推著自行車邊走邊聊，晚上她們將再度回到這里。與此同時，穿著紅色上衣、藍色牛仔褲的白班年輕女工們正成群地出現(xiàn)在路上，涌進自行車棚和車間。
我們怎么解讀這一切？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告訴我一個以前從未想到的答案：至今為止，中國和美國的貿(mào)易交流對大多數(shù)參與者都是有好處的。
工廠的興旺發(fā)達對中國是否有好處？當然。沒錯，如果不加控制，它將引發(fā)環(huán)保災難，會把中國和世界都污染得無法居住。中國政府現(xiàn)在推行的五年計劃的中
心議題是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國各級官員一有機會就會說這句話，頻率之高，可與布什宣揚“全球反恐戰(zhàn)爭”的熱情媲美。在中國，這句話被理解為要努力縮小收入差距、解決貧富分化問題，但也有人認為它包含了環(huán)境保護的意思。
另外，沒錯，在中國制造業(yè)繁榮發(fā)展的過程中，很多工人生存狀況十分艱難，有的工廠還出現(xiàn)了“累死人”的事情。一些西方人可能覺得，在中國，即便是正常的工作條件都形同“奴役”：每個月收入才100美元，在工廠之外沒有娛樂生活，每次上班時間那么漫長，使得下班后除了在擁擠不堪的宿舍睡覺就沒空再干點別的事了。而且，那些沒有受“奴役”的工人也可能很孤獨和迷茫，這將對其社會肌理造成破壞。但英國和美國建設吵鬧的工業(yè)城市、我們偉大的工業(yè)中產(chǎn)階級崛起時，也發(fā)生過同樣的故事。對中國來說，現(xiàn)在這個階段絕對不是過去50年中最糟糕、最動蕩的階段。至少這次工業(yè)劇變不像1950年代的大躍進和后來發(fā)生的“文化大革命”，它至少對個人和整個國家都有某些好處。
中國政府的發(fā)言人在談到他們的經(jīng)濟時，常常會提到一個觀點。由于他們說的頻率過高，西方的聽眾總是很不耐煩，聽不進去。他們說：“不管如何，我們起碼讓幾億人吃飽了飯，擺脫了赤貧狀況。”這是真的，而且十分重要，出口加工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搬到中國對美國公司來說有好處嗎？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如果沒有好處，他們?yōu)槭裁匆獊磉@兒？很多公司提到海外采購時有一股酸楚的味道，我聽很多美國經(jīng)理人抱怨行為不端的中國合作伙伴，抱怨他們竊取知識產(chǎn)權，偽造名牌產(chǎn)品，抱怨在中國生活不便，以及其他種種困難。但他們也談到另外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充分解釋了他們?yōu)槭裁丛敢饪朔@種種困難到中國來，它涉及到一種被稱為“微笑曲線”的東西。
這條U形曲線因為類似1970年代發(fā)明的那個微笑圖標而得名，它顯示了一件產(chǎn)品從構思到售后每一階段的贏利性或附加值，以高附加值的品牌和產(chǎn)品設計開始，到產(chǎn)品制造這個階段利潤下降，在零售和售后服務階段贏利又再度上揚。顯然，中國工廠處于“微笑曲線”的谷底，即產(chǎn)品制造和部件供應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美國公司占據(jù)了贏利最為豐厚的曲線兩頭。
我在參觀每個工廠時，都會詢問管理人員，產(chǎn)品的最終價格由誰來決定，他們回答說：品牌的知名度是最重要的變量。如果一件產(chǎn)品本身還可以，其品牌又有足夠的吸引力，那么它就可以定一個高得離譜的價格，利潤高達50%.
在一家現(xiàn)代化的工廠里，我看到一種安裝微軟操作系統(tǒng)的普通筆記本電腦，它在美國的售價大概是1000美元，零售商大概從中掙到50美元。那么其他賺到的錢都到哪兒了？那家工廠的經(jīng)理估計，微軟和英特爾總共分得大約300美元，顯示屏、磁盤儲存器和其他電子配件生產(chǎn)商每家可能拿到150美元，鍵盤制造商拿到15或20美元；聯(lián)邦快遞或者UPS等物流商拿到的更少。當所有這些被扣除后，大概還剩下有30到40美元―――這就是中國的工廠主以及在流水線上辛勞的年輕女工們的全部所得。
再舉一個例子：一個西方知名品牌的音響設備便攜包，零售價格30美元左右，該公司給中國生產(chǎn)商開出的價格是每個6美元，其中一半，即3美元，用來采購原料。也就是說，這家知名的大公司從中賺到24美元，而中國工廠主和他雇用的女工拿到3美元。
我還在一家工廠看到他們生產(chǎn)的高端網(wǎng)線，在美國它以三種不同的包裝（配有同樣的說明書）銷售：作為一種高端專業(yè)設備在專業(yè)市場銷售，價格是29.95美元；作為大路貨在一家全國性辦公用品超市銷售，價格為19.95美元；以雜牌貨面目在eBay上出售，價格為15.95美元，而深圳那家制造它們的工廠每個大概賺2美元。
一言以蔽之，中國工人每年掙1000美元，卻能幫助美國的設計師、經(jīng)銷商、工程師以及零售商每周掙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另外，他們還幫助美國公司的股東們獲得收益。
中國工廠還在另一個領域幫助美國公司得利。在“中國時代”到來前，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對手。雖然有些美國人將日本經(jīng)濟看成某種笑話，因為東京證券交易市場在近二十年內(nèi)一直萎靡不振。但不管怎樣，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豐田公司更超越通用，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制造商，日本電子產(chǎn)品和其他高技術含量的產(chǎn)品出口量一直在增長。
到1980年代日美貿(mào)易摩擦加劇的時候，日本已經(jīng)是一個現(xiàn)代化的發(fā)達國家，其大型企業(yè)常與美國著名公司展開白刃戰(zhàn)：富士通與IBM，東芝與英特爾，富士與柯達，索尼與摩托羅拉，如果我愿意，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很長。總之，日本公司的收益常常直接意味著美國公司的損失。
而現(xiàn)在，中國的情況非常不同。它的公司多如牛毛，但都很小。聯(lián)想和青島啤酒是其國際上獲得承認的兩個品牌，但聯(lián)想有名主要是因為它從IBM手里購買了ThinkPad品牌，青島啤酒的四分之一屬于美國Anheuser-Busch.中國出口商更善于為西方公司服務，而不是與之競爭，就像富士康一直為蘋果所做的那樣。雖然中國政府明顯想加強本土品牌的力量，但是其“工業(yè)戰(zhàn)略”總是以全局性政策的面貌出現(xiàn)，正是這些政策把西方公司引到了深圳。
中國在搞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jīng)濟，但奇怪的是，它比日本的經(jīng)濟還要開放。日本在戰(zhàn)后增長的最初四十年里，對外國投資主要采取閉關政策。中國的做法恰恰相反，因為其工業(yè)是在WTO時代發(fā)展起來的。于2001年加入這一組織后，根據(jù)相關規(guī)定，工業(yè)上還處于初級發(fā)展階段的中國被迫向外國投資開放，其出口加工業(yè)是在外國公司的引領下興旺起來的。中國有侵權行為，有隱藏的貿(mào)易壁壘，還有其他障礙，但總體來說，與日本相比，它對外國經(jīng)濟和公司更有利，傷害也沒有那么大。
1980年代末，日本經(jīng)濟繁榮時期，我在那里居住，曾經(jīng)撰文說這個國家的某些行為很難用經(jīng)濟理論解釋。有時一個社會會追逐經(jīng)濟學家眼中“非理性”的目標，比如日本熱衷于生產(chǎn)各種高科技的消費品，美國熱衷于建設州際高速公路，把人送上太空。當然，雙方都有潛在的“理性”意圖：也許有一天這些設施和技術可以用于軍事領域。但很多經(jīng)濟學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故意促進高科技和高價值工業(yè)發(fā)展，結果就會使得整體工業(yè)結構失衡，整體薪水水平偏高。在經(jīng)濟學上來說，這就是“不理性的配置”。
相形之下，中國及其工廠的表現(xiàn)顯然更符合“理性”經(jīng)濟理論。至今為止，在福朋喜來登酒店發(fā)生的那些交易對各方都很有好處：中國農(nóng)村家庭找到了新的生存機會，美國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美國的投資者有了更好的回報。
當然，這也有并發(fā)癥。首先就是在全世界引起的社會效應，使用中國的語言，我們可以說是令“社會矛盾激化”。全球貿(mào)易引發(fā)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原則上說，金錢、產(chǎn)品和理念的進入門檻越低，人們住在哪里就越不重要。但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不能自由地從一個國家搬到另外一個國家，所以歸根到底，住在哪里還是很重要的。在一個充分全球化的世界，人們總體來說會更富裕，但是每個國家內(nèi)部都有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些人會越來越富，因為他們將產(chǎn)品賣給更廣闊的市場；一部分人卻會越來越窮，因為他們面臨更廉價的勞動力市場的競爭。
更深入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政府和企業(yè)都已經(jīng)清楚地意識到，“微笑曲線”對他們是多么不利。是的，一年收入1000美元的工作總比沒有工作好。但如果收入能夠更高，能向“微笑曲線”的兩頭邁進，當然更好。如果美國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它會竭盡所能，將更多高技術含量、高收入的工作引入國境線內(nèi)，中國當然
也會這樣做。你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看見這種動向。簡單舉幾個例子：在遙遠的中國北部，英特爾剛剛同意建立一個規(guī)模很大的芯片生產(chǎn)工廠，提供高端的工程和設計工作，而不只是招聘那些坐在流水線前的女工。在北京，微軟和Google都開了研發(fā)中心，而不只是設一個為當?shù)厥袌龇⻊盏霓k事處。在深圳，凱西的公司正在著手籌建工業(yè)設計中心，新產(chǎn)品將在這里設計，而不只是拼裝成型。上海附近的一個工業(yè)區(qū)最近正在重新規(guī)劃，當?shù)卣涯切┕S趕到10英里外，它們原來的廠房將變成白領們工作的技術和設計中心。
目前我在深圳工廠里看到的年輕姑娘們干的那些活其實不是從美國手中搶過來的，因為在美國，這種裝配線上的工作都由機器來完成。但中國的目標是，往利潤更高的地方進發(fā)，美國人將來有擔心的了。
很多人對我說，中國工業(yè)攀爬之路還很漫長，因為他們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把設計、管理和品牌水平提升到世界標準。“想想看，全球性的大公司里面到處都是印度來的首席執(zhí)行官和經(jīng)理人，但很少中國人。”Mc-Kinsey亞太區(qū)主席DominicBarton對我說。他說，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經(jīng)理人缺乏語言優(yōu)勢和在外國工作的經(jīng)驗。加州著名設計公司亞太區(qū)常務董事AndySwitky對我說，中國在質檢方面常常是“得過且過”，這使得他們很難走出地方性的低端市場。“即使是現(xiàn)在的中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iPod或筆記本電腦。”一個臺灣音響生產(chǎn)商工廠主告訴我。“所以，對他們來說，不要說進行技術改進，光是區(qū)別技術的好壞都并非易事。”這些因素，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許會拖慢中國發(fā)展的步伐，但這正是美國人微薄的希望所在。
從長期來看，美國人經(jīng)常討論的那些用來對付中國的手段都不怎么高明。沒錯，與美元相比，人民幣的價值被低估了；沒錯，這使得中國的出口商品比本來該有的價格便宜。沒錯，人民幣應該升值―――而且它早晚會升的。但這些想法都不能使深圳的工作回到俄亥俄，最多也只是讓美國的出口商品―――從汽車、醫(yī)療設備、葡萄酒到軟件―――多一點吸引力。這算是一種勝利，但如果中國不快速讓人民幣升值，還實行報復性關稅，這種成就也就沒有那么值得夸耀。同時，美元對人民幣貶值越快，中國當局就會越快把資產(chǎn)從美元轉向別的更強的貨幣。
今年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蠟光紙征收了反傾銷稅。這是一種用來印雜志和目錄的紙張，從2004年到2006年，中國對美國的蠟光紙出口量上升了十倍。美國政府說，為了抵消中國制造業(yè)所得到的各種出口補貼（通過低息貸款、稅收減免和其他形式的優(yōu)惠），這種反傾銷稅是必需的。美國的官員、學者和貿(mào)易團體列出一份清單，指出中國實際上存在的各種補貼將中國商品的價格削減了25%、40%甚至更多；而中國，就像歐洲、澳大利亞和其他地區(qū)一樣，迅速反駁說，美國也對其大量產(chǎn)品進行補貼，尤其是來自大型農(nóng)場的出口商品。
顯然，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想想那些零售價為29.95美元的以太網(wǎng)連接器，其成本只有2美元，將所有可以想到的補貼取消，可能將生產(chǎn)成本推高到3美元，或者，就假設成本高達4美元。這將極大地影響到那些在中國開展外購業(yè)務的企業(yè)進行決策，它們會提高零售價格嗎？它們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利潤嗎？或者，它們會轉而到越南建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會使任何一家企業(yè)將其生產(chǎn)制造業(yè)務再收回到美國本土。
在中國的大型道路建設工程和土地開發(fā)政策方面，政府的政策和偏愛可能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對于這股外購業(yè)務熱潮來說，這似乎只是次要的因素。當我問凱西，如果我想進一步了解深圳當?shù)卣賳T是如何同外國公司緊密合作的，那么我應該采訪哪些官員的時候，他直接回答說不知道，因為他還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人。
有些美國人總是抱怨人民幣，抱怨中國的出口補貼以及中國其他的做法，這樣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認為，要解決中美貿(mào)易關系的長期緊張局面，必須由中國方面做出改變。從我在深圳的所見所聞來看，這樣的看法實在太天真了。看到美國正在被全球各種經(jīng)濟力量所左右，我們感覺到有些不舒服？不平等？我們覺得自己的權力被削弱了？覺得自己的機會被壓制了？很多人都擔心當今美國社會的借貸、消費、自我陶醉、過度消耗基礎設施等苗頭和趨勢會令美國今后很難再保持領先地位，考慮到中國的發(fā)展，他們就更加擔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這些苗頭和趨勢本身，以及它們背后所隱藏的美國人的自我抉擇，確實是美國人要面對的事情。但是，美國想要通過挑剔、威脅或慫恿來阻撓中國追求自己的經(jīng)濟抱負，實際上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一個國家不喜歡與世界各國的貿(mào)易模式，它就必須修改自己的政策，而不是指望整個世界為它做出改變。迄今為止，中國就是這樣做的，這不僅給自身帶來了利益，同時也惠及美國。如果美國不滿意與中國的雙邊關系，那就是美國自己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也不是在深圳的工廠里干活的工人的問題。
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結果就是不一樣.雖然他的說法看上去是對我們的國家有利,但這個利也是角度的利,并不是實際的,實際的利益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奮斗,去爭取.
|
|
有新帖
沒新帖
總置頂
置頂
精華貼
熱貼
普通貼